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国家档案局公布了最新资料片《南京大屠杀档案选萃》。其中，有几位普通人面对大屠杀的表现，令人敬佩，也令人深思。
南京一家照相馆的小学徒罗瑾，冒着生命危险，拷贝日军军官送来冲洗的罪行照片，秘藏在寺庙当中，辗转同学吴旋之手，终于保存到抗战胜利，成为南京军事法庭审判的一号证据；金陵女大收容所的程瑞芳，白天不停工作，为难民撑起千疮百孔的“保护伞”，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含泪记录侵略者暴行，挣扎写下心路历程，成为中国版“安妮日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用摄影机拍摄下日军罪证和南京市民惨状的影像资料，设法躲过日军检查带往上海，及时散发给国际社会，并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重要证人……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中华民族心灵上永远的创伤。直到今天，让我们任何一个人去重温那一幕幕的罪恶，感受那惨烈的伤痛，都是生命所不能承受之重。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生平第一次参观南京大屠杀照片展，首先的感觉是眩晕。当我们直面枪挑婴儿、火烧活人、轮奸虐杀等突破人类底线的暴行时，恐惧恶心和惊怒交加都是难以抑制的正常反应。也正因此，记载暴行和研究暴行的人们是真的勇士。正是那些忍辱负重的幸存者、那些坚持人道的外籍友人、那些勇于直面罪行深处的后继者，共同托举着中华民族的苦难穿越了历史，让大屠杀最终得以从个体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
时至今日，南京市民的日记和证言、侵华日军自己的照片和自供、外籍第三方人士记述的罪行、战后中国政府对暴行的调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已经形成涵盖受害与加害、串联中国与世界、跨越个人与国家的完整记忆链。这促使我们更多地去思考，大屠杀为何会发生，怎样才能把惨剧挡在人间之外？如何才能让和平长驻永存？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美国诗人奥登在访问中国时这样写道，“从地图上的确可以找出某些地方，那里的人民正笼罩在邪恶中：比如南京，比如达豪。”把欧亚两洲的反人类大屠杀联系起来，可以发现德国纳粹与日本军国主义在“种族优秀论”等许多方面的相似之处。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就曾这样无耻地为侵略辩护：“我去前线并不是与敌人作战，而是怀着抚慰兄弟的心情前往。我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我们深爱他们。这就像在一个家庭中，当兄长对弟弟的不端行为忍无可忍时，为使他改邪归正，不得不对他进行严惩。”正是这种令人恐怖的逻辑，让无数日军凭着武力踩着和平与人权肆意施暴，彻底变成了魔鬼。
“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的开篇词今天仍然振聋发聩。南京大屠杀永远都是人类文明的耻辱，洗刷它的惟一办法，就是把南京之殇化成世界之戒。然而直到现在，日本右翼势力还在百般抵赖暴行，国际社会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认知远甚于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以国家的名义记住南京大屠杀，祭奠死难同胞，披露日军罪行，不仅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必然，也是人类追求和平发展的必然。只有坚持公开真实的历史，深入检讨罪恶的成因，热爱和平的人们，才能反击仍然抱守军国主义死灰的危险思潮，警示这个仍有战火和暴行发生的世界。
《 人民日报 》（ 2014年12月12日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