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部长周济
12月2日
表示，高校要提高科研水平，要把高水平的论文写在大地上。他认为，论文不是抄下来的，应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不断创新出来的。
对这个观点，我深表赞同。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实践，需要大量人才在带动农民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大显身手。然而，与此极不协调的是，一些科研院所和高校，却把重点放在了发表高质量SCI（（ScienceCitationIndex，译为《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论文上，将科学家的思维固定在SCI刊物所要求的论文框架里。
据我了解，某研究所重新制定了创新标准，要求创新研究组必须发表影响因子2分以上的SCI文章，2分以下的不算数；发表了5分以上的论文自动进入B类研究组，10分以上进入A类研究组。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达到SCI论文要求，则自动解散研究组。对博士生，则要求发表2篇SCI论文（或者单篇影响因子在2分以上），否则不能获得学位。上述规定，使得该所博士生当年获得学位的比例低于20%.创新研究组为此承受了巨大的生存压力。
笔者不是一味反对科研人员撰写高质量的论文，然而，如果科学家终其一生只发表SCI论文，无疑是对国家宝贵资源的浪费。如果科学家相互攀比的是SCI的影响因子，就会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漠不关心。有些“海归”，因为有发表高影响因子论文的记录，单位就给予丰厚的物质待遇，并匹配巨额研究经费。到头来，国家得到的仅是一些SCI论文的数量。
然而，我们发表了这么多论文获得的回报是什么呢？尽管我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总数全球排第五，而国际权威奖却极少；各学科前20篇有国际影响的论文中，没有我国科学家的名字，前100篇论文中我国科学家的名字仅出现两次；文章被引频次比巴西、印度都低；技术创新指数甚至落后于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
国家实际需求的问题，科学家有没有解决呢？以笔者熟悉的生态环境领域为例，在草原上，说不清草原造林到底合不合理？在农业上，不知道将巨大的秸秆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在城市里，说不清到底哪些物种适合中国城市；在外来物种入侵火烧眉毛时，不少生态学家依然在为“争取”国家经费和发表高水平SCI论文而奔波。
科学的真谛在于探索事物的真理，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生存得更加美好。如果一些科学问题本身有了结论，甚至写进了教科书，科学家再花费很大的精力将简单的问题弄复杂，去追求脱离实际的SCI论文，就是将成果无限放大。照这样的模式发展下去，科学家是用“生命”做“赌注”证明会写SCI.据我所知，北京农学院的师生就把论文写在了京郊大地上。“十五”期间推广高新技术成果120项，在北京郊区的农业推广效益达到12亿元，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市级科技兴农奖项共34项次。他们还为京郊22个村镇和科技园区制定了科学发展规划，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服务“三农”效益明显。
我国科学家应当像袁隆平那样，以解决国家的实际问题为己任，将宝贵的经费和精力投入到国家急需的伟大实践中。而不是花费大量的经费将论文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以此满足科学家个人或科研院校的“虚荣心”。国家应有计划地“解放”一批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人员，到国民经济的主战场发挥重要作用。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