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郑文堂 华玉武 高建伟
摘 要：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儒家“实事求是”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儒家“和”文化、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民本”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普及工作的效果。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联系〔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 5707（2012）9- 0036- 04
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都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普及工作的重大任务。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重大战略举措。我们认为，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普及工作的效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儒家“实事求是”文化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实事求是”已经是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老命题。它最早出自班固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本意是指刘德所倡导的一种古文经学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即首先要辨明古代文物、典籍或文献的真假、对错、是非，借助的主要是一种训诂、考证、校勘之功，倡导的是一种质朴无华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从其起源看“，实事求是”最初基本是一个为古代封建文人使用的考据学命题。然而，若深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部，则会发现其中蕴含着的正是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实际这一理论线索。虽然，儒家没有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但他们所开创的关心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注重运用和讲求实效的经世传统，就是“实事求是”思想最早的历史积淀。荀子的学生李斯和韩非，学习、实践和创新自己老师关心现实的思想，协助秦始皇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秦王朝。他们从成功的实践中总结出了关心现实、注重客观规律、注重运用、力求实效的思想。例如：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破心术之公患”（破除主观片面性）的思想和韩非对“道”和“理”[1]的解释，就有这种思想。明清实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表现，是“实事求是”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脉络上的直接来源。以曾国藩为重要代表的湖湘文化综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思”、“致用”相统一的传统，成为产生毛泽东等一代共产党人思想的文化土壤。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延安整风中，谙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实事求是”这一古语作了全新的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从此，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领导人民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文革”后期，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领导和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1979 年 3 月邓小平提出了我们党要在中国的建设问题上完成开创自己道路的任务。1982 年 9 月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世纪之交，江泽民分析了我国社会阶层新变化的客观实际，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思想，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胡锦涛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针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客观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可见，“实事求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基本精神。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同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之间的根本区别。一是二者的阶级基础不同。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实事求是之“是”即规律的理解与古代文人那种“是非”、“真假”、“虚实”层面上的理解不同。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所关系的决不仅仅是学问之大小、深浅，而是关系党和国家的根本命运，关系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四是作为共产党人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蕴含有勃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本质在于创新，在于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儒家“和”文化
在中华民族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上，团结与统一始终占主导地位，表现出惊人的向心力和内聚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与它崇尚和谐统一的精神分不开的。建设和谐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一种生存向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传承了延续千年的传统社会理想，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和”文化。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不少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过“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孔子的弟子有子说过“和为贵”；墨子提出过“兼爱”；孟子描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会。《礼记·礼运》中描绘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一种理想社会。荀子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出开发自然要“适时”、“适节”，反对违背自然规律地姿意掠夺自然资源。他认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4]北宋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希望破除“自我”与他人、他物的尖锐对立，希望爱他人和爱于物。以“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是我党提出在国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际上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抽象地谈论和谐，而是着重从制度建设、发展方式和观念转变等方面提出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实践策略。制度建设是和谐的基础，其前提是改革。早在 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要恢复、建立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邓小平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探讨37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5]此后又进一步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2005 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即倡议构建持久和平与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具有包容精神、文明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
以“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和谐”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文化，反映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有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制度下，这些设想根本无法实现。由于旧时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局限，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无法真正做到。中国共产党人汲取中华优秀传统“和”文化的合理内核，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思想既是对中华传统“和”文化的传承，又是对中华传统“和”文化的升华和超越。
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中华传统“民本”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民本”思想的内容极其丰富。早在三皇五帝时大禹就有“民为邦本”的训示，殷商盘庚主张“重民”，周朝周公姬旦推崇“保民”。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动荡政局让一些进步思想家认识到民众乃国家的政根基。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轻（《孟子·尽心下》）；“得其民斯得天下”（《孟子·离娄上》）；“施仁政于民”（《子·梁惠王上》）。荀子用舟与水比喻君民关系，将君民关系提升至“立君为民”的高度秦王朝二世因刑严法峻而亡的反面教训印证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性。汉初“休养生息”政策营造的“文景之治”景象是“民本”思想的成功实践。唐太宗总结历史教训，接受了“载覆论”，认识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贞观政要·论政体》）。他轻徭薄赋，宽省民力，形成一系列重民、爱民、恤民的“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开创了初唐“贞观之治”的盛世泰景。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在《管子》一书的“霸言”篇中，记述了管仲对齐桓公陈述成就霸王之业的一段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6]意思是说，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提出了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并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全面贯彻“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等有关发展的问题。胡锦涛强调，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的实质仍然是“以君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核心思想的“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根本价值观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具生命力的重要"容之一。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人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充分论证了“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实现路径、发展过程和理想境界。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和终极关怀。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对中华民族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发展、创新和具体化、时代化。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一是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两句话广为历代思想家所称赞，激励了历代民族英雄的成长。也正是由于有历史中形成的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也没有丧失自信心，即使在近代屡遭强敌侵略的时期，仍然保持着顽强不屈的斗志，维护了民族独立和国家领土的完整。二是崇尚和谐、团结、统一的价值取向。在中华民族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上，团结与统一始终占主导地位，表现出惊人的向心力和内聚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与它崇尚和谐、团结、统一的精神分不开的。直到今天，维护民族团结和统一仍被视为名垂千古的高尚行为，而制造分裂则被视为遗臭万年的犯罪行为。三是重义轻利、顾全大局的行为规范。“义”指精神品德或伦理道德“；利”指物质利益或人的欲求。流传至今的古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舍生取义”等都表明，在“物质利益”同“精神价值”、“人的欲求”同“伦理道德”关系上，中华民族始终重视“精神价值”和“伦理道德”的重要性。“重义轻利”被称为理想人品的重要内容，而“见利忘义”则受到民众的斥责。在整体利益、民族利益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中华民族始终坚持整体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认为整体利益、民族利益就是最重要的“义”。这种“重义轻利”、“顾全大局”的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期稳定和团结起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上述这些中华民族基本的精神特质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决定。从其基本内容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分的基础上，基于伟大的革命和改革开放实践而提炼出来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胡锦涛针对我国道德建设的实际情况，于 2006 年 3月 4 日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联组讨论时，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汲取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倡的“厚德”、“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仁则荣，不仁则辱”、“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等荣辱思想的精髓，应该把这些思想智慧创新成为易懂易记、针对性强的道德建设的重要原则和价值尺度，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中深刻的人生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为我们每个人摆正自己在他人、社会、国家中的位置提供了准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要使这个过程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续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内容，并不断推动其完成现代性转换。同时，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在与世界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和各种发展模式的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